关爱我们身边的LGBT:《我们的生活都是彩虹色——性少数群体专题》
2014年12月18日,中国著名性学家、女权主义者李银河更新博客,发表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坦承自己的伴侣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transsexual(跨性别者)”,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此,“跨性别者”走进了越来越多公众的视野。
昨日,CCTV-12心理访谈播出的一期《穿裙子的男孩儿》节目中,心理观察团成员对嘉宾小方的不当言辞攻击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也将“跨性别者”这类人群推到风口浪尖,也许小方的经历被节目组歪曲,也许观察团的激烈言辞只是为达节目效果,也许现场的心理咨询过程并不完整,但就在我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些科普知识当是我们大众需要了解的。
以下部分节选自微文《给CCTV12《心理访谈》栏目组的一封信》(作者然然)
跨性别者是指那些在出生的时候根据其性器官而被指定了某个性别,但是却感觉到那个性别是对他们一种错误或不完整的描述的人,或那些对其出生时被指定的性别感到无法认同的人。医学界会使用"性别焦虑"(gender dysphoria)与“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易性症”这些名词来将这些倾向解释成是一种心理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心理反应。跨性别者英文为Transgender,简称TG,在其中有一部分对自己的身体表示强烈不满,并要求依靠手术等方式改变生理性征、生殖性别的,称为变性者,英文为Transexual,简称TS.
关于跨性别的成因,传统认为与其幼年时期的生活经历有关。如有的父母生了个男孩,却偏偏想要女孩,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打扮、教育孩子,使孩子的性别认知心理被扭曲而导致跨性别。但是如今,也有一些案例资料表明,跨性别倾向是与生俱来的,并非积久成习;不是主观所为,而应该是生物学因素所致。但是不管怎样,目前都没有证据表明,哪种心理精神疗法能够扭转治疗跨性别,事实上,违背当事人意愿去强行扭转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跨性别与同性恋是有区别的。同性恋者是性取向为同性,但还是认同自己的性别;而跨性别者则是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性别,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是异性,并渴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比如一位男跨女跨性别者,她就应该被认为是一个女孩子,而她若喜欢男性,那她就是一位异性恋。
跨性别者也与异装癖者有区别。TA们虽然也像异装癖者一样穿异性服装、做异性打扮,但完全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觉得自己就是个异性,因此在穿着异性服装时并不引起性兴奋,而异装癖者则在穿着异性服装时,伴有引起兴奋、得到性满足等表现特点。
本期【学术声音】将聚焦“跨性别研究”这一话题,从巴特勒展演理论(performativity)的角度,对梅兰芳、李玉刚、骗婚的跨性别者魏某——这三种国内跨性别现象的话语再现进行分析。
理论框架
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阐述其“展演理论”(performativity)时指出,变装不应被视为社会性别常规(gender norms)的对立面。相反,变装恰恰反映了我们所认定的主流社会性别表达,其实也是从属并产生于一个重复引用结构中的;这从而驳斥了异性恋霸权所认定的社会性别表达是与生俱来的属性。
借用Sedgewick的“外围展演”(periperformative)概念,我们认为性别展演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同时受到周围其它展演的影响。通过对三种报道进行话语分析(discursive analysis),文章希望揭示,文化因素是如何打断、侵蚀、削弱社会性别展演理论中所强调的对社会性别表达的重复和引用。
“跨性别”一词包括了一系列社会性别和情欲表达,文章集中讨论的是国内一般定义为“易装”的跨性别现象。文章收集了三种针对国内跨性别现象的话语再现,进而试图展现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s)——从国家到一般国民——是如何在特定文化框架下诠释跨性别现象,并建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的。
案例
骗婚报道主角——魏某
《大河报》2009年5月报道了当地的一宗人口贩卖与骗婚案。据报道,44岁的人口贩卖受害者魏,三年前嫁给一村庄的一名男子。魏因和丈夫吵架离家出走,后遭遇人口贩子。获救后,魏的性别遭到怀疑。民警让村里的女干部给她验身,结果证明她是个男人。
京剧中的男旦表演——梅兰芳
近年来,国内电视剧和电影掀起了一股民国时期京剧演员热,著名京剧男旦演员梅兰芳、荀慧生等人物形象被纷纷搬上荧幕。这响应了党的十七大所强调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京剧演出中不乏著名的男角,然而,最典型的京剧代表人物似乎是旦角梅兰芳。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在,京剧男旦梅兰芳却成为重要的中华民族代言人之一。
易装“中国偶像”——李玉刚
据报道,电影《梅兰芳》在选择合适的主角人选时,导演曾经找过反串演员李玉刚。尽管李玉刚受到网民的追捧,但是角色最终由一名香港影星扮演,而这名香港影星似乎没有接受过任何京剧男旦表演的训练。
针对国内三种跨性别现象的不同展现,进行话语层次的分析。我们发现社会性别的“真实性”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应联系,掺入了其它因素。那么,社会性别在多大程度上能对一个人进行定义?
根据Strathern的“个人”和“社会性别意象”理论,魏的社会性别不确定性并不仅在于他易装扮成女人,更重要的是他不愿去遵循社会文化所认同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梅兰芳舞台上的“展演空白”之所以能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舞台下对异性恋框架的遵从及其爱国主义精神。反观李玉刚,他最终与电影《梅兰芳》失之交臂或许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正式的京剧男旦培训,而在于他现实生活中让人不确定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和性倾向问题,而正是这些问题有可能会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艺术水平。
也就是说,穿插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致性以及对“正常”社会性别展演的要求之中的,还有渗透文化与社会价值观的“外围展演”(periperformative)力量。社会性别不仅仅取决于其与生理性别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社会性别的确定渗透着社会文化价值的参与。
原文参见《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研究》,方刚主编,台湾万有出版社,2012年版
关爱我们身边的LGBT:《我们的生活都是彩虹色——性少数群体专题》
媒体为博观众眼球,那这些特殊群体开刀,的确有违道德。况且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多元性别观念已经开放,这样不专业的人身、言语攻击实在让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