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新格局

主持人：钟年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

参与人：孙时进 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

张建新 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候任会长

 

钟年教授：

 

这是第十四届“中国心理学大会”心理会客厅。

我先介绍一下参加对谈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的张建新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的孙时进教授，也是我们本次大会的执行主席。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武汉大学心理学系的钟年。现在我们谈的话题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新格局”，正好就是我们整个会议的一个基本主题，我想我们就按下面这样一个顺序或者内容来谈。

我们可以谈几个“W”：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底是什么？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什么要建设？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如何建设？

以及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提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包括有哪些部门参与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站在心理学角度，我们可以说心理学的哪些部门、心理学哪些分支，也许是最重要的力量。

 

但是我们还可以跳出心理学，来看一看心理学之外有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来共同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包括最后我们有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基本的结果或者效果？

现在，我们首先聊一聊什么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 

孙时进教授：

  
可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听起来是社会心理学，但是我看了一下来龙去脉，实际上是和政治学、社会政策、行政管理等学科有关。

在国家层面上，以前叫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后来提出了社会治理，是管理到治理的一个变化。实际上“管理”是自上而下，多少带有硬性；而“治理”是从各方面参与，而且是平等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参与治理对象，有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个人，即所有人都是社会治理的范围内，它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平等。

以前如果是政府管理的话，是自上而下，如今的社会治理“平等”是个关键词，平等指的是参与社会治理的各方通过合作、对话、协商、沟通这样的方式进行。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词是“依法”，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生活进行引导规范，最终使参与社会治理的各方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实际上现在社会跟政府各方，从个人一直到企事业单位、组织等等，是一个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的过程。在平等的前提之下，大家协商沟通，然后达成一个各方利益平衡的最大化的方案。

有一个历史背景，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的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高要求，而且对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都有了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且更加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

参与社会意识的愿望强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实现人生价值，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聚焦人民期待的增长点，找准各方利益的结合点，以满足各种差异的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强幸福感，这就是社会治理。

实际上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狭义范围就是去完善社会治理的一个过程和途径。

在我们国家层面上的社会治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里面跟原有的心理学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一个广义的社会心理服务，可能就是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关于国家治理一般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这5个方面的治理，而社会治理只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就是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和方法，我说的这是一种现在官方的说法，当然还有对于心理学的民间的说法。我们社会心理还有其他的，建新老师主题报告里边就提到了，“社会心理学怎么应对这种变化”。 

 

张建新教授：

 

刚才孙主席讲的很好，我觉得他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一个很高的战略的理解，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到，站在国家的战略高度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治理者或者管理者是如何思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有管理者就会有被管理者，实际上叫利益相关方。所以，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实际上就双方之间的一种磨合。双方相互之间不断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寻找到新的战略方向，才能磨合出能给所有利益相关方带来利益的最佳治理体系。

我们在设计一个治理体系的时候，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制度都可能会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生长出许多不同的理论体系。理论的责任就在于说明，这种治理体系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实施措施去达到这个目标。在这样一个认识之下，我们会看到西方有西方的社会治理体系，我们也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

如果只仔细探讨和比较两种体系（我们不说世界其它地区），西方和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它们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就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人们经常会讲,西方的文化更强调个体，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等，而中国的文化更多地把集体、群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整体设计中，个体的权重相对来讲就会弱一点。所以，政治学和社会学会说，西方的体系是“小政府、大社会”，中国则相反，治理体系是“大政府、小社会”。

在所谓的“大政府、小社会”体系中，各种利益相关方在所有的公共生活中，即在从事各种各类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都会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引导、关怀和支持。这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它的一套完整、完善的法律制度。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小政府”只是利益相关方之一，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不需要他人来干预，也不会去主动干预他人，大家只照着这样一个稳固的法律体系，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去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OK了。每个人应该按照自己的目标、路径去生活自己的生活，大家合起来，就可以打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这两种治理思路其实还是有蛮大差异的。究竟这两种社会治理体系谁优谁劣，所有人都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进行着思考，或许还需要等待历史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更明确的答案。

但是当下有一个鲜明的例子，使得我们，包括政府和民众等利益相关方，对于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自信心更加提升起来，而原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自信可能没有那么高。我要说的特例是什么呢？那就是新冠肺炎的抗疫过程。

大家都明确地看到，从今年的初期到现在，中国的抗疫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令人印象深刻而突出的成果，从疫情爆发后政府强力介入，然后整个社会的管控，到民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让整个世界都看到，新冠疫情在武汉以及中国其它相关地区都很快地得到了控制。

北京新发地一个月前突发了的疫情，政府很快介入，调动了多方的力量，很快就追溯到源头，它的传染路径也都了解的一清二楚。因此，北京没有整体封闭，而只是在相关地区附近的几个社区里进行了隔离，建立起一个很好的防护墙，从而使得这次疫情没有影响到我国整体抗疫形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在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之下，已经慢慢地浮现出来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新思路，它在抗疫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治理体系就是从国家、社会、群体为重点的角度切入下去，去保护和维护所有个体的利益；而个体也要为着整体的利益去进行积极的配合，以便达成自我保护很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美国，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系下，每个人都非常张扬个性，甚至把在疫情传播期间“要不要戴口罩”都变成了一个激烈争论的议题。有人说，我要自由，因此不要戴口罩，要我戴口罩，是你干预我的生活，干预我的自由。政府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强迫你戴，因此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治理体系下，新冠肺炎疫情迟迟都没能得到很有效的控制。

因此说，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灾难时确实有它的优势，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想，正如刚才孙老师已经讲到的，我们大家都慢慢地从实际生活中去培养出自信来。

因为我们是心理学工作者，所以我们在谈到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时，一定要去想如何去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应该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这也是本次会客厅开始时钟老师提出的几个问题要涉及到的内容，我当然有自己的思考，在开幕式的发言中也谈到了一些想法。但为了不在此处占用太多的时间，更多地听听两位老师的想法，我就再把话头交还给到钟老师吧，让他谈一谈我们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应该在已经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个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怎样独特的作用？

 

 钟年教授：

 

好的，谢谢孙老师、张老师！我觉得我们谈到了一些很根本的观念或者概念，比如像孙老师谈到了平等、公正，同样还谈到了规则，我觉得背后有些东西是在起作用的，例如像权利、资源的配置、法律这样一些基本的东西。

张老师也谈到了很多内容，谈到了利益的相关方，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当中，还是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建设，也许每一方都要考虑一些基本的权利和利益，我们也想寻找一些最佳的道路，最佳道路到底是什么？也许还需要探索。

张老师比较了中国和西方，通过这样一些比较，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基本的自信，而这样一些自信我觉得恰恰从我们刚才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权利、平等、公正、规则、法律包括利益中可以看到。我们还谈到了一个心理学的话题，正好就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我们要建设一种基本心态，这个心态里面包括自尊、自信这样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算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话题。我想这样的东西也许真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去区分优劣——到底是东方的好还是西方的好、到底是中国的好还是美国的好。

我们的前人造了一个成语叫“美中不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成语告诉我们一定要想清楚美国有美国的不足、中国有中国的不足。也许到了最后我们真的很难分清楚哪一个更优哪个更劣，也许多样并存是一种更好的状态，或者说我们相互欣赏、和谐相处，像费孝通先生说的“美美与共”大概就是这种好的状态。

既然扯到心理学，十九大报告里谈到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也用了一些基本的词汇叫自尊、自信，还有叫理性、平和，还有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于是有人就问，包括问心理学家，甚至具体可能问社会心理学家，因为我们在座的几位恐怕更偏社会心理学。

人家说这样看，这件事情应该是你们社会心理学的事，这样理解对吗？

我想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是社会心理学的事，但我们并不是十九大报告的起草者，我们并不很清楚起草者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当然我们有另外一种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解读权，一旦报告出来了，一旦一个文本出来，一个作品出来了，每一个读者都有他的解读权。

所以心理学家也在解读，实际上对于起草者，包括我们的党中央，包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到底怎么设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们会发现心理学的不同领域的解读可能是不一样的。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会很激动，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难道不是社会心理学的事情吗？当然我们也知道做临床的、做健康的、做咨询的心理学家心里也很激动，说这难道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事情吗？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心理健康工作，有相当成熟的经验。

还有其他领域的心理学家也很激动。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心理学有一个新兴领域是积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家说十九大报告在这里谈的是积极心理学，你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难道不是说积极心理学吗？

 

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心理学家怎么样看这样一个事情以及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要卷入这样一件事情，这是需要追问的、需要澄清的。

是因为里面出现了“心理”两个字，我们就认定它一定是且只是我们心理学的事情吗？还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其它的思考？我们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基本的理解，也许可以有刚才孙老师说的有狭义的、有广义的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一些基本路径。

看孙老师、张老师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要卷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件事到底跟心理学的一些什么样的领域会有更大的关系？ 

 

孙时进教授：

说到这，我想咱们仨在这顺便也介绍一下，张建新老师的另一个身份，他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候任会长，十月份以后就是会长。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心理学的教育背景，而且钟年老师既是北大心理系出身，后来又将哲学、历史等领域融入到心理学的研究中。

西方社会心理学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过一场危机，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好多社会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种族问题、越战问题等等，但是发现心理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家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危机是公众对他们失望、批评，当时批评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以方法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且还过分强调了科学性而忽略了人文性。所以昨天建新老师的主题报告，我觉得他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突然发现心理学、社会心理学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对社会提出的一些问题，社会心理学无法回答。

比如说上个世纪社会心理学的危机，实际上危机背后跟我昨天听到的建新老师谈到的应用与理论出现了分裂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把心理学放在实验室才是心理学。还有一个我们把心理学说成是一种科学，建新老师是北大心理系毕业的，授予的是理学位，他工作的心理所是放在科学院而不是社会科学院，但是当发现心理学在应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时候，如果只有科学这一个腿而没有人文的话，可能是无法应对的。

建新老师昨天主题报告里谈到了心理学的科学跟人文的分裂。还有社会心理学放到实验室之后，更多的是处理个体的问题，而那本社会大众很流行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很显然这是社会心理学的另外一条路，而我们现在并不涉及。所以咱们三位聚在一块，也是想探讨当社会一片呼声地找到社会心理学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一片茫然，这确实是个挑战。

所以建新老师昨天的主题报告我觉得是很受启发，就是当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候，大家都向心理学家求助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要么排斥要么回避，还有今天钟年老师报告里边，我觉得实际上重点谈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修身养性的内容。

如果从心态构建的话，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这是东方传统的发展，能不能把原来我们的底色、文化和生活方式、价值理念这些人文的东西能重新寻找回来。

所以我觉得以问题为中心就打破了以前的学科界限，让我们重新寻找一个适合我们的，可能也是使我们的心态能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思路。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很有局限，另一方面我觉得社会心理学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钟年教授：

我们学科要建立自己的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因为我发现在心理学界，确实有些心态不一定那么健康。

例如在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分裂，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距离很远，而且还可能相互看不上对方。在心理学里面存在着多种鄙视链，我是觉得一个学科里面有鄙视链，就说明这个学科不是那么健康。

实际上我们要把学科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当然不光我们学科内部的力量，也许还包括学科外部的力量，我们都要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共同来做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事情。

孙时进教授：

所以我也觉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概念如果一定从学科划分，很像是政治学、社会政策、社会和行政管理这样的学科，实际上我们现在可能要有一个对话，现在是以中国社会问题为中心，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

钟年教授：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赫伯特.西蒙刚得诺贝尔奖金不久——他应该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到北京大学讲学。当时我们同学们去采访他，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心理学很弱小，北大的心理学系是学校排在最后的系，我们就很希望他公开声称自己是个心理学家，就问他：“您是不是一个心理学家？”结果他犹豫了半天说：“我其实没有太想自己到底是什么学科的专家，我只知道我在研究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也许牵扯到计算机科学，也许牵扯到逻辑学，也许牵扯到社会学，他自己本身原来是做国际关系的，也许牵扯到心理学，这就是西蒙的回答。

我想他的回答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拿来回应我们刚才的问题，也许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心理学家当然可以把它当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跳出心理学去看，也许它是需要更多学科力量去整合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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