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有请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心理学院副教授、心理系主任张红川老师为我们带来主题演讲“社会心理服务的道法术”。

 

掌声有请!

 

 

大家上午好! 

 

我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话题,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心理服务的道法术”。

 

之所以采用“道法术”这样一个提法,和昨天张建新老师所谈的话题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道法术”可以用一个心理学术语来表达,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心理学要真正用到实践中去,我们就必须摆脱对心理学术语的依赖。

 

所以我今天试图在讲的过程中尽量不用心理学术语。也希望我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大家给出一些我自己的观察,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道法术”这样一种三个层面或者叫三个维度的提法,实际上是源于我们国家古代哲学的一些观察。“道”更多是指我们达到目标所要遵循的一种规则。在甲骨文中间“道”指一个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所以说“道”是指我们通向目标的一条道路。“法”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指如果我们要往这个地方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判断标准,指的是我们的一些制度,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体系。“术”就更容易理解,就是指我们具体要采用的一些策略或者方法。

 

如果我们用“交通”来理解的话,就如同说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首先要知道“我”到底要去哪。然后“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接下来“我”要遵循一些我们已经制定的交通法规或行驶的一些规则。最终“我”要选择所要使用的交通工具——是开车去,骑摩托车去,还是两只脚走过去。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作为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剖析根据。

 

这样,我就把上午要分享的主题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我希望跟各位代表来谈一谈我理解的社会心理服务的“道”是什么,接下来谈谈“法”和“术”这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要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道”是什么,就需要把这个问题转向党和国家的一些文件。我们都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国家党代会期间都会提出“我们国家目前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这个矛盾的解决,有助于达成我们的社会在目前这个阶段所想要达到的目标。

 

从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变化。在1956年我们国家建国刚刚进入第7个年头,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阶段需要我们国家的工业体系迅速建立起来。

  

当走过了25个年头,来到了1981年时我们又修改了原有的提法。这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国家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换言之来讲,这就是我们国家之所以提出改革开放——抓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论根据。因为我们国家当时的社会生产相对来讲还比较落后。

 

到了2017年我们国家十九大时,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们看到第一阶段描述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第二阶段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现在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需要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当前所重点要去满足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目标。

 

建立工业国很容易理解,物质文化需要也很容易理解,美好生活需要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很简单,在经济学思维中有这样的一个提法,包括我们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也一样,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换言之来讲,凡是我们所有的需要,首先得要有一个经济基础,然后这样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支撑我们更上层的东西。

 

 

如果按照这样的提法来理解,我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上层的建筑,这个上层建筑也需要依赖于经济基础。当我们提“美好生活需要”的时候,按照这样的一个理解,它跟我们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今天看到在经济学以及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我们的收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理解是收入越多,人就应该越幸福才对。这里,我们来看一个美国的数据。

 

 

这个美国的数据给我们呈现了从1946年到1989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及幸福感的变化。即使在扣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美国国民的收入依然是在逐年上升,所以收入呈现出一个非常典型的线性增长的模式。但是与它相应成趣的是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看到美国国民的幸福感从1946年到1989年,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

 

怎么理解这种现象呢?这样的一个现象被我们称之为叫做伊斯特林悖论。我们收入的增长好像跟我们幸福感的增长并不成正比,甚至于说幸福感似乎完全不依赖于我们收入的增长。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为了去理解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到底什么是幸福,或者说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幸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在心理学里,我们在测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有两种测量办法。一种叫做客观的地位,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收入、教育水平以及他的职业。还有一种测量方法,我们把它称之为主观的地位。主观地位的测量很简单,给你看这样的一个梯子,现在我告诉你最上面的梯子就是我们国家、社会里最富有的那一批人,最下一级的梯子是我们国家最穷、最贫困的那一批人。

  

你会把自己放在哪个位置?注意这个方法,当你放的时候,就隐含着我们经常会忘掉的、最基本的——你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做衡量。

 

如果说当我们在对比的时候,都是按照最上面的那一级就是第10级的梯子作为标准的话,我每次比出来大概我都会哭。每次比,我都觉得我是穷人。但如果说我们换一种办法,都是与最下面的梯子比,我每次比完了之后,大概我做梦都可以笑出来。

 

实际上,我的收入并没有变,我真正变的是如何去定义我的幸福。

 

所以说幸福它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物质概念,它更多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拷问——什么叫做幸福?我从一位老师那里听说的是:幸福就是比自己妻子妹妹的丈夫每个月多挣100块钱,就算是幸福。

 

所以说我们的幸福很多时候是一个主观的心理概念。当我们理解了幸福是一个主观的心理学概念时,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认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与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就需要遵循幸福背后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循一个心理学的原则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实际上近年以来,我们国家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由我们的经济发展、物质文明的增长所能够带来的。所以说从2012年我们国家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正式提出了: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要培养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到了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这个提法就更加清楚:我们今天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这几年中,我们会发现,在十八大报告之后很快就有两个文件出来,第一个是《精神卫生法》,第二个是在2016年的12月份由22个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然后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之后,又很快出台了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在2017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第二个是2018年《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工作方案》。

 

 

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这两个指挥棒分别所指向不同的体系。首先就能够看到这里面有两个最基本的关键词,第一个是精神卫生,或者是叫做心理健康;第二个是社区治理或者叫做社会心理的服务。

 

关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心理服务到底应该以哪一个关键词为主?坦率的来讲,目前我们的心理学者以及实践层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争论。我不想把这个问题变成说我们应该支持哪一方或者是应该反对哪一方。我试图在理解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把这两者都理解为推进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满足我们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我们国民的幸福感所需要的两个轮子。

 

心理健康服务,它可能更多针对的是我们国家当前要建设健康中国这样的一个目标。然后社会治理服务,它可能更多针对的是平安中国。那么当我们的国民又健康又平安,我们的幸福也就随之而增长。

 

这里面任何一个齿轮,它都可以撬动幸福的齿轮。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两个齿轮在这里,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这样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社会心理服务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双轮驱动的,它是由健康和治理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来组成的。

 

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存在着这样的双轮驱动时,我们依然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两个轮子我们怎么才能把它都转起来?我们如何才能让社会心理服务从一个文件的精神,从一个各个部委的要求,真正变成各地可以去落实的实践? 

 

我谈一个简单的思考。我觉得这里面可能需要用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要在各地真正落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激活我们各地政府与相应组织的内生的动力。

 

我认为对于各地来讲一个简单的做法,我把它比喻为如何生火。先看我们这边有什么燃料,比如说我们有煤炭,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煤炭堆到炉子上。我把这个过程比喻为我们队伍和组织的建设。然后当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这个东西不会自动燃起来,我们还需要添加引火器。那么引火器是什么?

 

我认为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引火器来自于我们所引进的外部的一些服务商,或者外部服务的专业性资源。他们要么与我们的设施建设有关系,要么与我们的服务提供有关,要么与我们的组织培训有关。总而言之,我们借用这些服务的引进,来帮助提升整个我们组织的温度。

 

这个火它能不能燃起来,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专家的指导。当我们有了这两部分的外部的资源,一部分是外部的服务引进,另一方面是专家的指导,再结合我们在这里面所进行的队伍建设,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个火点燃。

 

如果我们的火不点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所以说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如果要想双轮驱动,必须要激发我们的内生的动力。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驱动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执行?在观察各地社会心理服务的做法之后,我自己做了一个总结。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目前主要的工作大概包括4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肯定是监测。我们首先得要对我们的社会心态、健康水平、治理水平进行监测。要建立一个全局的,有可能是依赖于大数据的监测网络。

 

然后有了监测之后,我们必须要对本地的相关干部,或者一些从事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赋能。赋能可以是实地培训,也可以是依托于项目制所进行的实践,也可能是依托于网络远程形式所进行的。

 

当有了监测与赋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制定并且实施一定的干预项目。这些项目才是真正把社会心理服务推进到我们实践中间去的举措。

 

当然,我们的干预做完了之后,最后还要做一个工作就是要对效果进行评估。

 

 

大家看这个图,可能已经非常熟悉,这非常接近于企业做工作的PPC流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地去转动,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提高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质量和我们本身的服务水平。

 

上面大概介绍了一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道”和“法”是什么,简单来说,“道”其实就是社会心理服务必须要遵循心理学指导。“法”是非常重要的体系建设,它可以走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有了上述这些之后,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在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中到底有哪些方法可以使用?

 

现在已经涌现出很多宝贵而鲜活的例子。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策略。第一个策略我把它称之为叫做s策略,因为我没有想好中文怎么说,所以说我就直接用了英文。

 

 

这个 s指的是“situation”,就是指我们主要的策略用地,是从环境、从资源这个角度来推进。这样的一个s策略,它背后的逻辑非常的清楚,来自于我们国家古时齐国的宰相管仲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如果我们想要帮助我们的人民群众提升他们的心态、幸福感、获得感或者安全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源,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激励。所以这样的一个s策略简单来讲,它大概包含三种基本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的投入,主要是通过加强资源的投入来实现。第二种通过政策的支持,我们为他们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第三通过经济的激励。

 

 

资源投入现在是我们做的最多的。我们可能会建立很多的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站、社会心理服务的中心。然后同时我们也会下发各种各样的相关的文件,并且进行奖优罚劣——用一个经济激励的办法。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很多工作中使用过的。但是问题就来了,s策略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心理服务中,能够起到它可以达到的作用吗?我们说它可以,但不是都管用。

 

我举两个实验来为大家做一个证明。在非洲的肯尼亚进行了这样一个实验。人们想知道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以提升贫困农民的快乐或者幸福。他们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给钱,英文表述是give directly,直接给钱。一年以后,他们重新来评估贫困农民的快乐感。结果发现不给钱的农民毫无疑问快乐感下降了,给了钱的农民快乐感觉上升了。

 

有趣的是,给 400美元,贫困农民的幸福感上升的非常快。但给1500美元达到的效果和400美元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 s策略,通过资源或者是通过经济激励能够达到的效果,它可能只是保证我们能够越过一个门槛,但是它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态或者我们的幸福感能够持续上升。

 

  

 

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说明,如果我们过度使用经济的手段,可能反而带来错误的效果。这个实验是经济学家在以色列的幼儿园做的。因为幼儿园经常遇到该接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不去接孩子、会迟到。这让那些老师非常恼火,因为他们必须一直在幼儿园看着那些孩子。于是幼儿园决定,以后谁要是再迟到就要罚款。正好这些经济学家来了,建议幼儿园不要着急罚款,把所有班级分成两组,在一些班里对迟到的家长罚款,一些班级不罚款。结果他们发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罚款组迟到的次数反而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