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谁来治理?

 

我们现在讲到“共商共治”,讲到“多元主体”。在这里,政府、政党毫无疑问当然是主体,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是党政一体的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主体要参加到社会治理当中,比如公民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特别是社会企业、居民自治组织,这些都应当是社会治理的主体。

 

为什么要强调多主体性呢?

 

社会治理的思想或者国家治理的思想之所以能被我们认可,是因为它符合了现代民主发展的潮流,与传统的统治思维是不一样的。

 

“统治”指的是“单纯的自上而下靠行政强力来完成的工作”。

 

比如,“这个房子政府看着不合适,就发个文要求拆掉,或者房屋建的位置不合适,也发个文要求拆掉”。

 

这是个很简单的行政过程,但是很多事情如果只靠行政的方式,就很容易效果不好,老百姓也会有反感、有怨言、有矛盾,社会成本反而很高。

 

我们知道很多社会事件的解决最快的方法是动用公检法机构,这是最快的、最直接的方法,效果通常都不错。有时候也不太好,这个情况下就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一起坐下来围绕这个问题、议题来讨论,最终达成最可能的共识,或者最充分的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这样再来做决定,再来落实这个决定,效果就会好很多。

 

有的时候政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但不是每个方面人民都满意。之所以明明服务了人民却不满意,是因为没有服务到人民的心坎里去,这不是他门真正想要的。

 

举个例子,比如在一个社区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他们发现老百姓的衣服没有足够的地方晾,就想给大家在小区里安几个晾衣架,他们购买了很漂亮的不锈钢架子,在居民楼下安了很多晾衣架,这本来是个很好的事。

 

但有人就是反对,因为住在一楼的住户不同意,因为晾衣架通常都安在他们家的窗户下边。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晾衣服,还一边晾衣服一边说话聊天,他们觉得很吵、不安全,也不舒服,就来投诉,导致社区工作人员们好心的设想最后就是实现不了。

 

其实住户楼下的空地本来是个公共区域,但恰巧这片公共区域离住户的家很近,安装晾衣架的确也挡住了人家屋内的光线,住户的不同意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关键是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可能就需要社区里有一个议事的机制,去讨论大家怎么样找个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社区直接替住户们做了决定。有时候社区好心提供了服务,住户却不买账,这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们需要多元主体,不是单向的上级对下级行政强制的做法,有的事情可以那样做,但很多事情是不能那样做的。特别是涉及到民生问题、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时,一定不能用这种行政强制的做法。

 

比如咱们驻马店市要不要推行汽车限号?如果推行的话,是采用单双号通行或者每周一、三、五、七分不同的号限行呢? 

 

要不要限号这件事情事关每一个人的利益,它是市政府下发一个文件马上就能解决的吗?我想一定不是。

 

这时候就需要有个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一个多方协商的过程,共商共治再来决定并推进实施。

 

第二个问题,要治理谁?

 

社会治理的对象就是各种社会公共事务,所谓公共事务就是与大多数人利益相关的事情。

 

其实所有人利益相关的事情都称为公共事务,我们需要清楚在公共事务里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诉求?

 

比如我们要做社会心理需求分析,去了解老百姓现在到底是缺钱?还是缺公平感?还是缺幸福感?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什么?

 

我们可能需要做很好的调查分析,搞清楚应该往哪方面发力,所以治理的事情是社会事务,社会事务的核心是人,因为社会就是由人组成的。

 

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称为“群学”。

 

什么叫“群学”?就是一群人、很多人、众人,社会事务一定是要涉及到人的。

 

刚才谈到的治理主体也涉及到人,有公务员、有领导干部、有社会工作者、有居民、有公众,都是人,治理对象也是以人为中心的。

 

第三个问题,如何治理?

 

在我看来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一个群体决策的过程,因为要协商,而不是单方向地下指令。协商就是个博弈的过程,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所谓民主就是妥协的方式,而这里的决策也是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总之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决策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

我画了一副漫画,来模拟这种社会治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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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几个领导干部在会议室里一起开个会,会上做了决定,然后生成文件就下发执行了。

 

这种单方向下指令的方式是行政管理的常用方式,社会治理不能只这么做,特别是与民众利益切身相关的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多方的博弈来实现。

 

比如我们到一个桌边坐下,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即“这个事怎么办?”

 

政府方面的代表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老百姓代表说,“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做……”;

社会组织的人说,“我们想到一些办法能帮你们这样做……”。

 

比如像在座的诸位,有来自社会、企业或者心理学公司的同仁,能有专业的思路告诉政府应该怎么做更合适,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聚在一起来商量着开会,最后可能不是以投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决定,而是找到一种达成共识的方式,寻求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协商、博弈的过程就是心理学的人际互动的过程、群体决策的过程。

 

总之,无论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都涉及到人,主体刚才谈到了,社会方面也存在大量的社会心态的问题、社会心理需求分  析的问题,基本都涉及到了。

 

社会治理的决策过程是个群体决策的过程,首先要考虑怎么样来改善国家当前的这种社会治理模式。

 

我们可以改善主体的决策能力,但从客体的角度来看,每个民众既是老百姓,也还要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去,但他是不是知道议事的规则?他有没有参与社区管理的意愿和动机?

这些都是可以去探寻和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建设的方式来提升民众个体的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意愿。

 

我想这次大会对各个政府部门的同志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培训的过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了解,怎样实践社会治理,这是有现实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

 

现在明确的几个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改善的方式,都有大量的心理学课题值得去做。所以这就突出了我们这些心理学家、心理学工作者需要深入的工作,要在每个方面拿出你的专业理解、专业见解,我们一起去研究和探讨社会治理领域,存在和需要要解决的哪些问题。

 

最后我们要建构一个理论框架,去把前文涉及到的这些方面,包括社会治理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改善的方式,以及它们之间内在的逻辑都诠释清楚,这样就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即“社会治理心理学”。

 

下面重点要讲的是如何应用的问题,因为今天在座的主要是来自于应用部门、实践部门的同志。

 

到底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社会治理方式?要做民众心理建设。

 

什么是“心理建设”?这个词可能平常用的不是那么普遍。

 

1917年,孙中山写了《建国方略》,其中专门讲到了各种建国的方略及思想规划,首篇就讲了心理建设的问题。他认为,国家的建立、国家的发展都要以心理作为最重要的方面来实践。

 

比如文中提到的“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这可能是国家政府层面第一次正式地使用“心理建设”这个词。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心理建设”这种思想并不陌生,用这个词来表达也很贴切。比如钟年老师反复讲到的那些文化的视角,都有心理建设的功用。

 

孔子讲了很多道理,也是关于心理建设的功能。

 

传统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篇目是《大学》,讲了八目,大家都会背。

 

八目的前五条讲的是个人怎么修炼的问题、修身的问题,后三条是讲怎么样使用的问题,怎么样从修身、从“内圣”,即自己内在修炼变成圣人讲的“外王”即治理天下的问题。

 

从“内圣”到“外王”,其实讲的就是个体内在心理建设转化为社会治理实践的过程,就是“由心而治”的过程。

 

先“内圣”,做好心理修炼,然后“外王”,做社会治理的实践。

 

我们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有机会就参与治理天下。如果没机会,那只是命运不济,一辈子怀才不遇也没关系,还可以躬耕田园,继续做好自我的修炼。

 

今天我们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同样是要做心理建设的,只是我们没有更合适的措词来表达。

 

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心理建设方面要思考哪些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包括实践部门的工作者要思考的。

 

我在这里分享一个观点,就是现在一提到心理服务、心理公司,我们往往首先想到的都是直接去做一线工作,去做咨询,这样做是没错的。

 

同时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另外一种心理咨询师,只是他的咨询对象不是来访者,不是病人,而是给所有需要心理学专业服务的行业领域提供咨询。

 

那怎么来启动这样的咨询呢?

 

比如作为企业来说,要做产品设计,可以不在企业内部完成设计,而是选择外包请心理学服务提供者提供设计的建议,这是不是心理咨询?是不是心理服务呢?

 

当然是的,只不过区别在于不是为来访者服务,而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如果政府需要出台文件来执行一件事,心理学从业者能不能帮政府部门设定思路、制定框架?这也是咨询服务,政府也可以外包,也可以购买心理学服务。

 

心理学行业现在缺乏这样一类企业,即能够去做心理咨询之外的企业咨询、政府咨询、各行业的咨询,我想这应该是未来心理学应用型企业要思考的问题。

 

心理咨询这条路已经很拥挤了,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条路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走。在这条路上我们要思考很多问题。比如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它的心理建设的战略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怎么设计?这些事情要是需要思考清楚的。

 

现在中国提出的是“五大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那么“心理建设”将来要怎么布局?虽然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不等于不能思考,我们可以思考,到底需不需要第六个“心理建设”?

 

或者是不是可以把“心理建设”放在“社会建设”中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独立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如果能够做一个独立、重要的方面,所有在座诸位的日子就都好过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春天就到来了。

 

过去我们说“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80年代、90年代反复讲的观点。

 

但现在这个提法用的很少了,而在“五大建设”里,我们一起看看哪些是精神文明建设?可能也就文化建设多少有点关系,其它方面都跟精神文明没关系。

 

社会建设还有一点点关系,但它也不是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原来是并列的两个主题,现在需不需要重新高度重视起来呢?如果能加上“心理建设”,我想就能弥补这个弱项。

 

中国的现代化在物质层面的进步是居功至伟的,全世界都看得到,但是我们缺的恰是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

 

一定是文化的、心理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才能称之为“软实力”。

 

我们要思考的是,心理建设有没有可能上升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能不能在某个城市先做试点,先探索实践这个思路,如果成功了,可能会被推广至全国。

 

当然这里依然存在目标的确定、可行性的论证、策略路径的选择等,有很多的话题都可以展开去思考和实践,如果一个企业有能力这样做,这个企业一定是政府的座上宾。

 

再比如,可以思考特定领域的心理建设应该怎么做?

 

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其实都是很累的。我原来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挂职过一年的副主任,是副处级干部。当时我去之前以为在街道工作很轻松,等去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天都非常累。

 

当时我分管的工作是网格化管理和老旧小区改造,对我而言是全新的、陌生的领域。我大概是2014年前后开始挂职的,从挂职之初我就开始深入地思考社会治理究竟需要心理学干什么?所以我的这些思考和观点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举个例子,社区应该怎么做心理建设?

 

中国所谓城市化其实就是新楼盘的开发,把农用地转成城市建设用地,转了之后盖房子,盖完房子卖房子,到人们进住,就像五湖四海的人都来到了驻马店,住进了某个新楼盘,但大家却谁也不认识谁。

 

原来我们都住在村里,老孙家、老张家、老王家都认识,那是个熟人社会。现在是个陌生人社会,陌生的社会怎么样进行团结?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如果不在精神层面,不在心理健康层面采取措施的话,就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邻居家的狗一叫,吵到我家正在中考的孩子了,然后就大打出手,如果是熟人社会你会这样做吗?你跟隔壁的老王很熟,同样的问题还会这么处理吗?显然不会。

 

这些问题都是心理学家,以及在座的各个领域的同志要思考的。

 

还有特定人群的心理建设,比如医患信任的大问题, 这两年开始好一些了。

 

怎样提升医患信任,到底有没有办法?我认为一定是有办法的,有很多心理学的办法。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医院门口都会贴一张关于医生的介绍,如“张大夫,某科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就结束了。

 

如果再多写两句话,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如“张大夫,张冉大夫,主任医师,两个孩子的爸爸,曼联的球迷,某社会组织的成员,某公司的老总”等,这个医生忽然有了很多身份。

 

当我们去医院就诊时,发现这个医生有很多身份,我在看完关于张冉的介绍时,看到他有很多身份,就可能找到一条和我有关的身份,我们的关系瞬间就拉近了,这就是心理学里提到的“群体认同”。

 

可能我们都是曼联的球迷,我就觉得张大夫不仅医术高明还很可爱。

 

如果你只知道他是医生,我是患者,只有两个身份,就把我们彼此区隔了,只要病情出现问题,我就会认为是医生对患者没用心,医德有问题。

 

但如果我们很多身份有交叉的话,会让你容易找到共同点的话,是不是更容易处医患关系?

 

过去我们看病不光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和医生聊天,聊很多家长里短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关系很亲切,不仅病治好了,精神紧张也缓解了,人际关系也好了,它是个综合治疗。

 

现在的看病往往是专业化治疗,专业化就是钟年老师说的“很专业、不文化”,这样就很容易制造医患紧张,这里边有大量的心理学的问题值得思考,我们要找到规律在哪,然后用规律来解决问题。

 

“医患关系如何通过心理学得到提升”,这个大主题需要我们提供一套方案,可以给医院提供服务,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都需要很多专业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都是大有可为的。

 

还包括一旦开展大量的实践项目,比如现在有很多提供社会心理服务的项目,怎样证明你的公司做得就比别的公司好?

 

你不能自说自话“我们做的很好,我们很成功,做的是最好的”,我也许相信你是最好的。但如果是比如孙时进老师说“我的专业研究组帮你研究了,你就是最好的;我们有前测、后测给你进行了评估,你就是最好的。”这个说服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实践项目都要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估,要做专业的评估,如果没有评估的话,最后就会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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