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由心而治-社会治理心理学理念及应用

主讲人：辛自强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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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得到成功之道和驻马店市政府的邀请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是第二次参加中国心理学家大会，去年在上海办会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去年我是在闭幕式上分享的。讲完之后引起了一些不太积极的反应，可能因为我的观点和大家不太一样。在座的诸位，特别是在线上听的很多代表，他们关心的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本人做的不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我讲的是另外的事情。

 

在某些观点上我也不强调心理健康，但我并不反对心理健康，只是大家做的是不同的事，各有各的道路，思路不一样而已。

 

我先声明一下，如果讲的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马上打断我，或者会后找我反映、批评都行，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昨天孙老师、张建新老师，以及上午的各位老师也反复提到了我，让我觉得特别荣幸、也特别惶恐，感觉我要是讲的不好都对不起同行，对不起这些专家们。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由心而治——社会治理心理学理念及应用”。

 

实际上这个题目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包括之前提到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它只是关于心理健康吗？还是别的与社会治理有关的内容呢？

 

刚才张红川老师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昨天张建新老师也提到了关于怎么理解的问题，我讲的题目叫“由心而治”，这个词你查字典是查不到的，是我新造的词，百度上没有这个词，谷歌上也没有这个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心理”这两个字的时候，或者当我说到“心理”这两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做做词语联想。

 

现场人太多没法提问，我就不做互动了，你可以在心里默默地想一想，你觉得跟心理有关的词有哪些？

 

我想你可能会想到很多词，你想到那些词一点都不奇怪。

 

知网是中国最大的文献数据库，我去知网上搜索了一下题目，包含“心理”两个字的文献，这下边蓝色的字是排名，出现的有“心理护理、心理健康、心理干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心理健康问题、患者心理”等等，凡是与“心理”有关的这些词汇都列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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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整个关于心理学的知识库里面，我们能想到的和“心理”有关的内容，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跟心理健康、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有关。或者说跟心理健康或不健康有关的内容，几乎占了一大半，70%-80%，难道“心理”就只是做这些的吗？

 

这是我想要反问大家的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政府到底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在座的有市长、有副市长，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大家都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政府需要我们做的到底是什么？”

 

去年我有个学生在研究生毕业时去参加公务员考试，考完试他很兴奋地跑来跟我说，“老师，考的有一道题我觉得挺好答的。”

 

我说，“怎么好答？”

 

他说，“那个考题你都讲过了。”

 

我觉得很奇怪，我又没出题，我也不押题，我也不关心这个事，怎么就变成我讲过了的呢？ 

 

后来这个学生居然考了很高的分，如愿以偿地当了公务员。

 

那到底那张卷子考了什么题呢？

 

我后来在网上搜到了题目，一共是100分的卷子，第一道题问的是“北京市在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方面有什么做法？”

 

最后一道大题问的是“结合阅读材料，怎么样围绕‘精心规划和用心治理’，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个论述”，这道题占40分。

 

“精心规划，用心治理”，这是2019年北京公务员申论考试的内容，我不知道命题的专家在出这道题的时候知不知道我用的这个词，即“由心而治”，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想表达的是，政府需要我们告诉这些决策者们应该怎样去做社会治理？以及怎样利用心理学的规律和方法来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我觉得这才是政府真正想要的。

 

但是在我们心理学家所提供的内容里，70%-80%以上都是和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有关的内容。

 

那么政府要的我们能不能提供呢？

 

这是我们作为心理学研究者必须要反思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心理学机构必须反思的问题。作为心理学工作者，除了提供心理的个体辅导、咨询、援助这些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未来的市场在哪？这是我们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都要思考的问题。

 

“由心而治”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2016年我们办了一场由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社工委合办的会议，当时我们先定的是副标题，即“社会心理与社会治理论坛”。

 

那到底要怎么进入主题呢？

 

我想了半天就造了个词，叫“由心而治”，我想到怎样把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和知识用到社会治理中去，这不就是“由心而治”吗？

 

所以我其实是杜撰了一个词，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词太有道理了，“由心而治”就成了过去几年我反复研究、反复阐述的一个理论。

 

心理学家实际上有时候也挺偏执的，我们只习惯于做我们舒适区里的事情，做我们习惯的领域和内容。

 

如果内容对我来说有点陌生的话，我们就会排斥，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我们做的内容更多是关于心理健康、心理疾病与精神障碍。

 

现在大家也在讲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知识、提供的人才标准，但其实政府要的内容及现实需求的内容却是不同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政府不需要心理健康，政府、社会当然也需要这些，但不是全部，只是需要一小部分而已。

 

政府还需要做国家治理、做社会治理。

 

我们都知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总目标，是最宏大的目标，一定是有大量的需求的。

 

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不是就只是关于心理健康的呢？

 

去年我分享了这个观点之后，也有不少人怼我说，“辛老师，你到底是不是做专业的？”已经直接怀疑我的出身是不是专业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科偏执和社会现实的需求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是跨越鸿沟。

 

那怎么跨呢？怎么样从“心”转向“治”？

 

要把“由心”和“而治”结合在一起，心理学才能够真正服务于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治理实践、社会心理服务实践，否则我们很难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思想。

 

但是之前的心理学并没有这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这方面全面的知识，所以我们都理解这是很困难的一个挑战，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这些专业工作者们一起来创造新知识、提供新思想。

 

之前大家有苦恼很正常，因为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即便问专家，他们也说不清楚什么具体的内容，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就是需要共同推动着来实现变革。

 

那怎么变革呢？

 

首先是有现实的需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实际上这也是过去若干年以及未来若干年，我们国家发展整体的一个战略规划，是最重要的党的文件之一。

 

还有那句话，“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我们每天都提到这句话，大家早就耳熟能详了，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也未必那么清楚，稍后我们会再来谈这个部分。

 

为了适应这种现实的需求，我们需要心理学工作者们，包括理论工作者、应用方面的工作者一起，来进行自我的改造、自我的革命。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以这个知识体系为基础，去培养符合新的应用场景需求的新的人才标准，确定新的人才成长模式，否则很难解决就业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心理学长远发展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一个新的学科正在慢慢地成型，在过去的三、五年内，一个叫“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提法，在不断的得到同行的认可，我想它很快也会得到更多公众的了解和认可。

 

同时我们还需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比如现在很多高校都在招应用心理专业硕士。中央财经大学在两、三年前就倡议设立了“社会心理服务与管理”这个方向，专门培养符合这种社会治理需求的心理学人才。

 

投影右边上面的这张图片是在第21届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做大会主题报告的现场，当时的主题就叫“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

 

大会的两年之后，今年5月份我写完了一本书，也叫《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和当年大会分享的题目一模一样，是讲述这个新的、不同的学科的构想。

 

什么叫社会治理心理学？

 

提到心理学，我们首先想到的应用场景通常是心理健康，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应用场景，比如我们会想到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或者心理学在企业人力资源中的应用，这往往是我们想到最多的心理学应用场景。

 

现在心理学和管理领域的结合主要是和工商管理以及企业的结合，但是心理学和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公共管理的结合涉及的还很少。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多，在国外是刚起步，国内几乎还没人开始做。

 

于是在这些领域，就出现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要管理的不光是企业，还包括社会层面、公共管理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如果心理学和公共管理结合，就可能产生一个“公共管理心理学”的学科，或者是与社会治理结合，产生一个“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学科。

 

“社会治理心理学”实际上是介于社会心理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的一个新的学科，它要研究的是社会治理“内生”以及相关的问题，最终的目标是用来理解和改善社会治理的实践。

 

我们做研究其实不是为了发论文的，昨天张建新老师反复强调，“不能拿着SCI的标准去做研究”，只有科学标准的研究是没道理的。

 

做研究是为了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更清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把现实变得更美好，这才应该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这个学科的存在是没有价值的。

 

“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假设真的成为学科的话，本身就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比如它一定是跨学科性质的，无论是心理学，还是公共管理学，都是跨学科的，而且也会有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知识的使用。

 

这个学科也一定是有鲜明的实践性的，会是个应用型学科，因为它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中国本土的社会治理实践面临哪些挑战？需要心理学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帮助？”

 

所以它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品格的，否则很难落地，通俗地说就是很难“接地气”。

 

当然这个学科还要兼具行为科学和政策科学的性质。

 

心理学总体上属于实证的行为科学范畴，但“社会治理心理学”还需要包含政策科学的性质。因为要想真正地去改变社会现实，我们作为心理学工作者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只有当把你的想法真正能够转化成政策制度的时候，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这恰恰才是政府希望心理学工作者为社会做的事情。

 

国家需要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专家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如果不能转化为政策设计，那么这个学科也不能发挥改变现实的作用，所以它要具有政治核心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学科一定是需要具备很多新的、多重的属性的。

 

当然就学科发展而言，这个学科还正在形成中，它到底有多新呢？可能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提出是差不多同时期的。

 

2017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中，中国心理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论坛，主题是“心理学与社会治理”，这可能是中国心理学界第一次严肃地以此为专题来讨论心理学能为社会治理所做的事。

 

在这个论坛之前，我还没有看到更正规的活动去讨论这个主题，后来又学习了一些文章，比如杨玉芳和郭永玉两位老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我在2018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后来也出了一本书。

 

除此之外，2018年5月和2018年7月，就是在2018年这一年当中，有两个新的学术组织成立了，一个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是由郭永玉老师牵头的；还有一个是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是由我牵头的。

 

这两个专业委员会都是于2018年筹建，2019年上半年正式批复，可以正式运行的。

 

这些学术学者的个人以及学术组织、学术平台的搭建，团结了更多的人去认真地思考心理学与社会治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新的学科可能正在形成中。

 

当然到底什么意味着这个学科形成的标志？这只能交由后来的历史学家来公论评断了，现在我们谁都不好说。

 

我在2018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现在已经被引用60次了，应该算引用率上升很快的文章。

 

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关于成立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的批复公文”里有一句话非常值得看，意思是说“你们专业委员会筹备的工作做得很好，准予成立”。

 

批复公文当中用了个词，是划线了的，写的是“通过各类学术活动积极推广社会心理服务观点和社会治理心理学”，这可能是学术组织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个词，之前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一种专业的认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认可只是学者们头脑层面的事情，对于实践来讲，不需要关心这些。

 

我下面要讲的是，“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存在，到底是要做些什么？

 

一个学科的存在一定是由它的研究领域、研究问题来界定的，如果找不到自己独特的耕耘范围的话，它就不需要存在。所以“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个学科独特的耕耘范围、解决问题的指向是什么，都是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部分。

 

这些议题的出现和讨论中是有许多争议的，我后来写了篇文章就是为了澄清这种争议。

 

比如，有的人认为“我现在做的不都是属于社会治理心理学范畴的吗？”

 

比如说，“我研究流动儿童问题，跟社会治理有关系吗？”

 

答案是“当然有关系“。

 

“我研究网络成瘾问题，与社会治理心理学有关系吗？”

 

答案是“也有关系”。

 

我们会把之前习惯做的那些研究，放在一个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和思考，“这是不是就是社会治理心理学了？”

 

在我看来，这只是社会治理心理学外围相关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

 

如果都只是我们习惯和已经完成的研究，那心理学什么也不需要改变，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研究都可以直接称为是“社会治理心理学”，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研究社会治理“内生”的问题，那到底什么叫“内生”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别人就做不了的，只有这个分支才能关心的问题，就是的社会治理实践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问题。

 

比如说社会治理主体的心理、群体决策的心理。

 

什么叫社会治理，有很多版本的定义，不管你怎么下定义，无非是要解释清楚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谁来治理？”

第二个问题是“治理谁？”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