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探讨过责任分散的问题，放在求助方，多人在场会降低求助者被帮助的概率，但更可怕的是责任分散出现在作恶方，这时失去的不是责任感而是道德标准，就像这次韩国出现的N号房间事件。

 

N号房间事件发生在韩国，是指在一款名叫Telegram的社交软件上，开设有多个秘密聊天室，也就是所说的房间。在房间中，多名被威胁、胁迫的女性成为性剥削对象，拍摄色情甚至性虐待图片、视频供会员付费观看。

 

其中主要嫌疑人“赵博士”还要求被沦为性剥削对象的女性身上刻上“奴隶”字样，已表明其是自己制造的奴隶。除此外还有大量极易引起身心不适的凌虐手段，这里不再赘述。

 

该平台为会员制，运行一年多来共有26万会员付费进入房间观看视频。据现有资料了解，受害人均为女性，至少有74名受害者，其中还包括16名未成年人，最小11岁（也有说最小25个月，暂无确认消息）。

 

此事一出，立刻引燃公愤，至今已有数百万韩国民众请愿严查此事披露N号房间参与者信息。

 

面对N号房间事件，除了气愤，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更应该以此为鉴，降低自己及家人受害的概率，以下几个细节可能会对你有所启发。

 

 受害者筛选 

 

首先建立一个共识：受害者不应被指责。

 

每次出现这样的事件，总会有人拿出受害者有罪理论，说句那句经典的无耻之语：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你？

 

潜在之意，你一定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会被伤害。

 

这种归因只能说是又蠢又坏。

 

类比诈骗集团，他们以各种手段收集用户信息，掌握电话池，同时向成千上万的潜在受害者发送信息。在这样的基数下，哪怕是最简单的骗术，也会有人受骗。可能是靠着人们对家人的关心，靠着对未知的恐惧，靠着对权威机构的信任，甚至靠着人们的爱心......

 

是人总有弱点，没有成为受害者可能只是运气好，而不是聪明或正义。这是概率问题，不是受害者对错问题。

 

这次事件，嫌疑人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筛选潜在受害人，他们或以警方的名义或以招聘模特为由套取受害者信息，随后要求受害人提供照片，半身照、全身照、暴露照。

 

一旦受害人开始进行第一步，就已经迈入了深渊，如果拒绝要求，嫌疑人便会以将受害人信息公开为由进行威胁，很多孩子就这样越陷越深，一步步沦为房间中的奴隶。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我们会觉得事情发生的太过轻易。但在受害者的角度看，这一些都合情合理。

 

受害人年龄普遍偏小，其中不乏未成年受害者，她们正处于青春期，处于自我统一性整合时期，处于自我意识迸发的时期。

 

这个阶段，她们从身边人对自己的反馈中建立自我认知，所以尤其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凡涉及到自我形象的问题，哪怕我们成年人认为十分平常，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来可能都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

 

该阶段的女孩子尤其需要被团体接受，被同伴抛弃就是被全世界抛弃。所以我们经常发现，初高中的女生哪怕去厕所都会叫上同伴。

 

这种心理状况就导致孩子们在出现问题后，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找家人或朋友求助，而是怎样让事情不报出去。她们害怕被嘲笑，被孤立，害怕自己的形象受到影响，哪怕只是拍了一些照片，她们也不愿意让家人和朋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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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作恶。像多数性犯罪一样，利用了人的心理发展规律，利用了人们的羞耻之心，也利用了社会的偏见。

 

 

 一条绳上的蚂蚱 

 

近些天看到不少人控诉26万会员观看视频却无人报警，难道只是隐藏在群体之后失去了责任感吗？

 

也不尽然。

 

记得小时候看的香港警匪剧上经常上演这样的情节：一个人想要加入黑社会，第一件事就是被要求抢劫、伤人甚至杀人防火，过了这一关才能正式加入，成为真正的“兄弟”。

 

抛开是非判断，这样的设置有其合理之处。

 

手上沾上血，我们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同类人，避免出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况；另一方面，要求入会者这么做是在测试对方的决心和忠诚度，入会者选择实施，是在以行动向组织示弱并展示自己的决心和忠诚；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单靠信义无法有效约束成员，人心复杂，没什么比我们彼此手上都抓着对方的小辫子，更有威慑力更安全。

 

N号房事件的会员管理，也有类似的现象。据披露，想要成为会员，除了交高昂的费用，还要上传同类视频。也就是让观看者成为参与者，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真正是利益相关，防止举报。

 

坦白讲，N号房间所有的报道中，这个细节最令我讶异和恐惧。

 

如果披露属实，那这26万会员所上传的视频又是怎样获得的，受害对象又是谁，会员身边的女性亲友？不敢深思。

 

 赵博士的社会形象 

 

先说一组有关数据，2019年3月2日，“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发布了“2018年儿童防性侵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

 

美国社区人口调查结果显示，70%~90%以上的性侵犯者是儿童认识并信任的人，30%~40%的儿童被家人性侵犯。

 

很多人认为自己生活的环境十分安全，身边都是高素质的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事不关己，对此类事件不予重视。

 

如果你真这样想，可能过于自信了，身边的人究竟怎么样，是善是恶，什么时候会作恶，你一无所知。就像这次事件的主要嫌疑人。

 

N号房主要嫌疑人赵主彬（音），一个25岁高材生，爱好文学曾发表文章，犯罪过程中还在做志愿者。就这样一个表面热心公益的知识青年，背地确实一只魔鬼。

 

相信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符合这些特征的人，有谁会把这样的形象跟性剥削嫌疑人联系在一起，但事实就摆在那里。安全不是绝对的，希望大家都能多一份警醒，少一点儿伤害，也希望大家对别人的伤痛不要置之不理。

 

曾看到过一个澳大利亚交通安全宣传片，主持人说，我们州去年有479人死于车祸，你能接受的数目是多少？受访者回答70吧。接下来有70个人走过来，这些人是受访者的父母、妻儿、亲人、朋友......这时候主持人问，如果是他们，你能接受的数目是多少？受访者迟疑片刻回答：0结束语说：人人都会被牵挂。

 

放到性剥削事件也是一样，那个被父母呵护长大的孩子，又怎么能容忍她收到这样的残害。对所有人来说，都不能是事不关己，只是还未降临，你看那一条条伤痕，分明就蜿蜒着指向你。

 

N号房间只是被报出来的一个性剥削案件，虽然我们不愿意相信，但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总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总有类似的案件在生长，哪怕你最认为生活在阳光下，也难保证不会有一片乌云飘过来降下罪恶。

 

 

大规模的性剥削事件可以被爆出来，被正视，但那些针对一个人的伤害，也能被拉到阳光下吗？

 

 漠视本身就是伤害 

 

嫌疑人的行为确实令人痛恶，但很多时候比起这些犯罪行为，社会歧视和家人的态度才更让人绝望。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主人公在收到侵犯后问妈妈性教育缺失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性教育是给需要性的人。换而言之，孩子不需要性，不应该被教育。

 

房思琪的悲剧绝大部分是老师造成的，但从这个回答来看，与家长对性教育的漠视不无关系。

 

房思琪只是询问了相关的问题，就被答案打回去没再与母亲进行交流。但也有些孩子在经历了内心的反复斗争与煎熬后，终于鼓起勇气向父母说出事实。

 

但得到的反应是，事情不要说出去，咱家要面子，你以后还要嫁人。或者你不要瞎说，一定是你误解了......

 

面子大于天，能嫁出去最重要，忍下来就好，这些话都带着刀子，旁观者听起来都感觉疼，更何况当事人。落入枯井受害者很多时候等来的不是救她们出去的力量，而是一个焊死的井盖。本来就可能出现自我厌恶的受害者，在听到这样的回复后，更是万劫不复。

 

很遗憾这些不是故事而是事实，并不断发生着，哪怕女孩长大后想要申诉，也会面临取证难，追诉期已过等问题。

 

但这一个个悲剧，不应该只换来一声声叹息。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侵犯者在实施性侵犯之前，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接近并引诱受害儿童。

 

调查显示，同一侵犯者通常是长期多次侵犯多名儿童。儿童性侵犯不止发生一次，而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有出现被侵犯的迹象，及时处理，及时进行科学性教育也可以减少伤害。

 

疫情来了，我们可以戴口罩生活，可是面对认为恶行的这片乌云我们逃无可逃。也不应该逃，安稳的生活不应该靠运气获得，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至少从学会自我保护开始，从减少偏见开始，从科学的儿童性教育开始，从让受害者能够开口开始。

 

愿每一个受伤的孩子，在随后的生命中，不必再遭受言语暴力的凌迟。

 

 在找资源的人 

 

N号房间事件出现后，虽然绝大部分的声音是震惊、痛心、声讨，但也有人仿佛发现了新大陆般在寻找视频资源和相关APP。

 

最后也想对对这些人说一句，不管是真行动还是开玩笑，都极不合适。你或许你认为这没什么，或许你认为法难责众。多数人作恶或许在认知上有责任会分散，但法律上的责任不会。

  文/编 晨迎